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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维护傅苹续:所有人都有权回忆

2013-07-10 00:03
野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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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美国混得很不错的3D打印先驱华裔傅苹女士的自传,因为“在‘红枫社’中受到迫害”、“在校期间受到‘手指检验’是否怀孕”以及“文革十年中经历过红卫兵四马分尸老师”等多处细节涉嫌严重背离事实而引发了其母校苏州大学公开声明抗议。迫于海内外华人排山倒海般的抗议,这位奥巴马的女顾问不久前承认自己得了“情绪性失忆”。

  多数人认为傅苹的解释过于牵强,“记忆偏差(Memory Bias)”可以解释正常人的情绪如何对其记忆的准确性产生影响,但不可能到有没有坐过牢,有没有毕业,会不会英文这种黑白分明的事实也严重扭曲的地步。因此,华人世界在网上对傅苹的批评声音仍在继续。其实这一切从专家的角度来看也许并不可以理解,英国利兹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马丁教授(Martin Conway)和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洛特斯(Elizabeth Loftus)的研究都已经证明,即便是人们自认为确信无比的记忆,也可能和事实相差甚远。人的记忆不是录音机,事实上,它根据大家的认知和假设而生,而且总是不断变化。这背后潜藏的是人性的弱点,比如,我们总愿意在记忆中将自己塑造得比实际更光辉一点——傅苹女士努力把自己塑造成美国梦的典型代表,将自己在中国的过往说得越黑暗,往往越能证明其今天的成功,证明其历经了多少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从而表达其对美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的一种潜意识中修改记忆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傅苹女士可能走的太远太极端了,以至于让美国的华裔群体也感到不快。我赞成苏州大学公开事实证据并澄清真相的做法,但希望各位国人不要太把那本《弯而不折》当回事,因为这只是傅苹女为了寻求个人更大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一次新的尝试和不自觉的交换而已。

  然而,让笔者没有想到的是,《纽约时报》6月28日(中文版刊于7月3日)刊登该报员工乔·诺切拉的文章《谁有权回忆文革?》,坚持为傅苹辩护,他认为记忆的真实性不是关键,并将批评傅苹的声音定性为“极端、无情的污蔑”和“文革式的语言暴力”。说实话,笔者倒还读过几篇这位评论员的文章,他关于斯诺登事件的评论中结尾那句“美国新的座右铭应该是:按我们说的去做,而不是按我们做的去做”因为非常类似中国古代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令人印象极其深刻。在傅苹事件中,笔者无法赞成乔·诺切拉先生的这篇文章中的观点。

  在价值多元的社会,公众人物备受批评的情况不仅中国有,就连从未发生过文革的美国也常常发生。傅苹当然有权利回忆文革,但更有责任在公开出版物中尊重起码的事实,捏造记忆可以理解,理直气壮就有点无耻了。

  例如,傅苹女士的传记中描述自己大学期间因为写了一篇关于农村溺婴的论文,被人民日报刊登引发不满而入狱(各方面证据表明这一切纯属虚构)。关于婴儿,美国一直以来关于堕胎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判断一个美国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基本判断依据之一就是问他“如何看待‘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结果?”回答支持的基本是自由派,回答反对的基本是保守派。在1972年这个里程碑式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结果,认为德克萨斯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从而维护了女性在堕胎问题上的自由选择权。代表多数方起草判决意见的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由此被支持堕胎的“选择派”(pro-choice)成为“女权斗士”,同时被反对堕胎的生命派(pro-life)痛斥为“婴儿杀手”、“种族屠杀代理人”。案件宣判后,这位大法官收到了6万多封表示抗议和诅咒的信件,考虑到写信所耗费的精力、费用等要比互联网发表评论大得多,哈利大法官当年面对的舆论环境,应该一点也不比傅苹要好,事实上,判决了罗伊案后,这位大法官每次外出参加会议或者发表演讲,都要靠大批警察维持秩序、贴身护卫,否则就有被批评反对者伤害甚至干掉的危险。乔·诺切拉先生,这些也是文革式语言暴力吗?也是极端无情的污蔑吗?

        相关内容链接:    纽约时报坚持为傅苹辩护:谁有权回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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