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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光与热的人生:范滇元教授加盟深大

2013-09-13 09:05
瑾年Inv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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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访谈纪实:笑谈自己文革时的“516事件”

  问:范老师,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北大物理系?

  范滇元院士:我们是1956年高中毕业读大学的,我高中在江苏常熟,父母在上海。1956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始年。对我们更加重要的是那一年国家制定了十二年国家发展纲要。因为那一年,我们国家党中央全会有个决议 –“向科学进军”,不光是一个口号,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制定十二年发展规划也是其中很重要的措施。所以这方面宣传就非常多。那时候我们国家采取紧急措施,在国家成立了四个所,一个就是电子所。另外三个是自动化所,计算所和半导体所。原子能所在这之前就成立了。在此之前每年还要纪念一个世界文化名人,1956年是居里夫人。所以我正好高中毕业那一年,对物理非常有兴趣。但是那个时候考大学真的是考状元,我们是几十比一。所以,那个时候考取大学报上都是发表名字的。

  当然也还有些偶然的原因。我读中学时候,家离开学校很远,要有个闹钟。那时在我家里,闹钟属于贵重物品。有一天,闹钟不走了,我心里很害怕,想自己修,所以就拆开了。而且怕家里发现,我专门还拨到7点钟(笑)。后来发现,闹钟是靠上发条走的,摆轮的轴承脱开了,斜了,所以就卡住不走了。但这也不是马上就能发现的,我到新华书店去看书、查钟表的原理。表怎么走啊,时间怎么定下来的啊,后来看了书上的结构原理,知道了,然后把表修好了。所以就对物理很有兴趣。再加上当时的环境,当然还跟当时的老师很有关系。我们中学的老师素质都很高,我当时的物理老师是大学里面的讲师,讲的真是非常好,让我们非常入迷,有了学物理的兴趣。所以当时我们那一届中学生报考物理系大概就有二十多个人。

  解放初期,国家要搞工业化,工程师很吃香,我们研究物理的还不吃香。 有个笑话,直到80年代,我们在广州开光学会议,那时候我还是助理研究员(讲师级),分配开会住房,工作人员就问:你是干什么的?“工程师”,两个人一间。“助理研究员”,五个人一间。工程师比研究员什么的有地位,一直到那时工程师都很吃香。

  不过当时,我们那么多人报名物理系,老师很兴奋。后来这二十多个人大部分都考上了,清华,复旦,南大等。

  那我为什么要去考北大物理系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最难考的,是清华电机和北大物理。我为什么报呢?我对原子能最感兴趣。当时核电站也已经启动,我当时是想去做原子弹的,一了解只有北大才有,所以就决心去考北大物理系了。当时非常憧憬这一个方向,居然也考上了。后来到了北大去报到,在新生接待处,有个很大的横幅,上面写着:“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带头科学”,落款苏联科学院院长某某人。感到很神气,不过兴奋之余也有点失望,才知道这个原子能专业是个保密专业,不是什么人都能读的。它是另外专门独立搞的,是要很严格政审的。所以原子梦就做不成了。

  当时有很多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我们这一届,因为扩招,大概有四百个人,两个大班。1956年不光是我们物理系,其他系也扩招了。所以人多到后来没地方住,我们一开始住体育馆(一体,后来又住在二体),因为一开学时毕业班的老同学还没有走。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分班是按照考区分的。我呢,是江浙考区,排在最后一个班,我还是班长。这些地方能考进来的人,在当地、当校都认为是非常光荣的事。杭州考区来了六个,其中,后来在全国最著名的一位叫蒋筑英。

  这就是1956年的特点,我们会聚在一起读物理,而且以读物理为光荣。56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大学生录取政策上的调整:我们国家一直很重视“家庭成份”。以前在大学录取工作上一直很看重这个。如果成份不好的话你就不大能够被录取。蒋筑英的父亲当时还在监狱,但是56年的录取不看家庭成份,所以蒋筑英才能被录取,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现在,教育界、科技界的人都知道,56年的学生很出色。就像北大物理我们这一届,院士就七八个。(插话: 不止,地球物理561班36个毕业同学就有二个中科院院士)。我有个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学的气象专业,后来他在2005年也选上院士了,都是56年入学的。

  从我们那一届开始,北大理科都是六年制。从五年制改为六年制,我们国家经历了很多次政治运动。但是到了1962年,醒过来了,觉得以前都是不对的,所以就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调整差不多调整到了56年进大学时候的政策了,就比较理智的来处理国家的政治生活了。1962年也重新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什么叫恢复呢?其实就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时候,我们国家刚刚建立了研究生制度。学习苏联,从195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建立研究生制度。结果两年反右派,到58年就被取消了,认为是“白专”道路。那么1956年的学生又赶上了。如果是五年学制,那就轮不上这个事情,也就毕业分配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事了。若晚了二年,1964年搞四清运动,1966年就“文化大革命”了。包括蒋筑英,也跟我一样去考了研究生,他考取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王大珩的研究生。如果晚一年或者早一年,以他的成份都不可能去考研究生了。我那个时候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也考上了。考上也很难的,当时差不多是5:1到10:1的比例。我们的系主任当时在动员大家时,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总结经验教训,看苏联,苏联当今在科学技术领域绝大部分是苏联在三十年代培养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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