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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光与热的人生:范滇元教授加盟深大

2013-09-13 09:05
瑾年Inv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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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读研究生,除了以上的因素,经济也是很大的原因。当时我们经济都不是很宽裕,哪像现在的学生。当时研究生收入少,我在北京是40元助学金。如果你是毕业分配到研究所的正式工作人员,那是56元。 我当时报研究生选了科学院,科学院当时研究生是四年制,其他高校都是三年制。这个就很吃亏了,后来更是大大的吃亏了。三年制,1965年可毕业。而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不让毕业,都取消了。所以我大学6年、研究生4年,十年寒窗。现在想起来,对当时的人生还是起了很决定性的作用。一种是机会,一种是磨练。“66届”是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代名词,就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因为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重新翻过来了,研究生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温床,那当然要取消。结果后来一直到文化革命后期我们是被“追认”的研究生。 毕业论文没有做,也没有答辩。我们就在研究所里待着了。我后来填工作经历,其实工作经历是1967年,才认可我开始工作。然后一直到1973年我才转正,因为一路上没人管。

  后来,到了1968年,“中央文革”发下来文件,在科学院啊、教育部啊这种国家重点单位工作的66届毕业生,要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后面还括弧:“(包括研究生)”。所以我就和他们一起到洪泽湖解放军农场。当时也没说多少时间,我们就走了。后来就没消息了,因为文革的时候领导都忘记了。但是我们这一届在农场锻炼的有很多高干子弟,他们就给家里写信,慢慢反映上去了,中央才想起来原来还有这批人,才让我们回来。当时谁都不知道,包括在解放军农场管我们的人也不知道。开始我们还以为他们是骗我们,后来混熟了以后他们说:真的不知道。我们在那个地方当然很辛苦。但是辛苦现在看起来也很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房子,房子都是自己盖的。 临时先住民房,然后每天早上用泥块来搭,全都是自己盖。我们农场是种水稻的。种水稻非常辛苦。不光是弯腰啊,插秧啊,松土啊,我们手指头指甲都差不多掉了。早晨五点钟就起来,水稻要中耕嘛。完了还要收割,还要挑回来。中间还要施肥,比赛拣粪。当然得到的道理就是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可以创造一切。最后我们去锻炼的这一个排出了四个院士,其中还有位后来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身体锻炼得也不错。当时生活很规律。特别是夏天那真是受不了。夏天有蚊子,还要挂蚊帐,那多热啊。我们每个人都流汗,席子都湿透。但是再想想,老百姓还要苦了,老百姓已经很羡慕你们军人的生活了。后来,我们觉得了农民比我们还要苦,所以你就知道了中国最底层的生活。这对我们今后要好好做事情都有很大的激励作用。所以,以后我们也不大去计较一些东西。

  有一次,我回到我们常熟的中学。学校很骄傲的说,现在我们条件多好啊,空调,电话,两人一间。我大不以为然。我跟我同学说,这害了人,将来他们怎么能够好呢?中学生时就这样。这在过去一般的家庭,不要说空调了,电风扇都是奢侈品。电风扇还要凭票买,有钱还不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也很锻炼人。这段时间前后就是两年,当时我们还分两批,第一批都是出身不怎么样的,第二批晚一年走。后来发现那一批条件不如我们。我们洪泽湖条件还是不错的,他们到连云港,一个是当地环境、部队作风都不太好。我们这边的解放军还是不错的。后来他们那次发大水,把房间全淹了,东西都漂走了。我们同学写信过来,“知识”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分子”了。觉得很不开心。我们那里还可以。

  我们大学六年,类似的折腾是非常多的。不说别的了,就说我们上课都上不好。我们当时上课,要我们批判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要学生来讲。我们是由王竹溪教授,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权威,教我们这个课。这个课教完要考试,后来又定为考查。考查没有题目,却是要你批判王竹溪在讲课过程当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那我们每人都要写。这想不出来什么地方该批判。你还要从学术上来批判。这课程最后算通过了。但后来到毕业的时候,又说这么重要的专业课怎么可以考查,要考试,但是又不能补考。那怎么办呢,就把那个考查定义为考试,每个人都是3分(5分制)。

  我们在那段时间,当过兵、下过乡、进过工厂。比如1959年我们大搞超声化,那我们就到工厂去搞超声波。还有叫做有机半导体。当时在黄昆的领导下,我们是在国内第一个自己做出来晶体三极管。后来也不知道哪个领导人就说成半导体有机化,就是要用生物的材料做单向整流,所以就把我们弄过去干这个事情。我们就抓了很多青蛙,把青蛙的不同肌体组织弄过来,通通电流啊(笑)。那个时候对我们很多原来的教学系统、包括四大力学,都要“重新认识”。有一次还让我们到清华去,说人家发现Maxwell方程不对,让我们北大学生到清华去学习。 因为我当时对微波很感兴趣。我就知道他们根本没对。后来他们也明白了是他们错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北大的第一、第二年,向科学进军时,那是好好的学了点东西的。后面那几年,一直到1962年都是在折腾。一直到62年又好了,给我们上量子力学课的是曾谨言。但是,反过来,好像后来觉得我们这个知识基础还很好。后来想起来,这中间还逼着我们去思考,去动了点脑子。领导说这个东西是资产阶级,物理系的人就会去想:什么方面资产阶级,怎么个资产阶级,还要想一想的。想想反而也把东西给学好了。我还记得当时考统计物理,要写王竹溪什么地方不对? 我还仔细地想了一下的,把他书上每个东西都好好学了一遍,后来还想了一两点能摆得上台面的“批判”。

  到1961、1962年还是学了点东西。比如教我们固体物理的是黄昆,黄昆口才非常好,讲课非常精彩,所以上课我们一定要早点去抢位子。包括外校其他系已经当老师也去听。包括当时我叫了周炳昆,现在已经是院士了,也来听黄昆的课。他说他要看一下当时有没有课,我说有课又有什么关系,请个假。他说不行,因为清华管得严,老师上课不能随便请假。管学生也是很严格的,要点名。北大却是很随便的。所以我们正规上课的人,反而去晚了没有位子。

  学生期间有些事情很可笑,但是再想想确实是锻炼了,很辩证的。现在有很多学生毕业工作了还依赖性非常强,自己想不出应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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