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更大的麻烦来了，我被戴上了三顶“特务帽子”。因为我的老师曾是国民党，我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1964年到1966年，我4次赴英国参加关于国际激光学术会议，则被冠以英国特务罪名；又因为我曾在苏联呆了3年，于是“理所当然”地被定罪为“苏修”。扣上了这三顶帽子，我被关了起来，隔离审查。此时的我，家有老母、孩子又尚小，全家上下就靠邓佩珍一个人照料，一个人的收入维持，但她还是坚持上班，没落下过一天的研究工作。好在我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只关了我8个月，可以说，算是在“文革”中打而不倒的。

　　我为什么辞去

　　行政领导工作　　

　　人要能上能下；失去的时间要抓紧补回来；我还是适合做学术工作；这是我对自己的认识。　　

　　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委任我担当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市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那时，我一边继续自己的科研业务，一边负责落实拨乱反正政策、恢复国内外学术交流，每天忙得分身乏术。

　　1982年，科学春天的阳光普照大地。我主动向组织提出，想辞去包括分院副院长和所长在内的一切行政领导职务，以后也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这让许多人错愕，为什么我会在事业如日中天时辞职。我的理由有四点：首先，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领导工作，我还是适合做学术工作，这是我对自己的认识。另外，一个人在领导岗位上时间长了可能会有问题，当时国家不正号召“能上能下”吗？第二，十年动乱让我丧失了许多做科研工作的时间，我想加把劲弥补回来。同时，我也希望在科学界开创一些新的领域。第三，那时我才50多岁还年轻，想多留点时间精力在业务上发展，我希望写点文章留给后人。第四，我想带领和培养一批跨学科的有为青年。

　　经过两年的努力，1984年底，领导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卸任了一切行政领导工作和政治社会活动。如今25年过去了，我承担了有关光数字存储技术、红外光通信技术和光子学等的国家重点技术攻关的“七·五”“八·五”项目，中国科学院的“八·五”“九·五”重点研究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重大项目和重点课题。建立了研究开发队伍和实验与中试基地，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学进步一等奖等。培养出近百位博士生，出版了有关玻璃方面的英文著作4本，编著中文著作6本。我对自己当初的决定丝毫不后悔，相反，我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感到很满意。

　　科技考古：

　　解读玻璃前世今生　　

　　2003年初，我一边陪伴大病初愈的老伴，一边开始着手建立现代数据库，用以中国古代玻璃的研究。　　

　　研究了一辈子玻璃的今生，我也特别想追溯玻璃的前世，这成就了我最近七年多的研究方向——科技考古。区别于过去考古靠眼观手摸的方式，我始终认为要对现代文物建立数据库，以科技考古的积累实现科学鉴定，这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2003年初，我爱人病愈出院，开始漫长的治疗恢复的五年。“老伴老伴，老了要伴”，我要在家陪伴她，不能去参与具体的科研任务，于是我开始着手中国古代玻璃的研究。

　　玻璃在古代中国很早的史料中已有记载。如“璆琳琅玕”、“琉琳”、“流离”等。汉代以后的有关史料常用琉璃、璧琉璃等称呼。中国境内最早的古玻璃，出土于新疆地区，早于中原地区的古玻璃近300年，而新疆又与中亚相邻，因此玻璃“外来说”较流行。一般认为，中国丝绸的外传代表了最早的中、外文化与技术交流，而古代玻璃技术的传入，也可能成为最早的见证。早期国内外文物和考古界认定，中国古代玻璃制品和技术是从西方经丝绸之路传入的。而我通过研究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文物，提出了玻璃“自创说”。实际上，中国内地古代玻璃技术产生于公元前500年春秋末战国初期，化学成分是判断其历史和来源的主要手段。虽然古代西方制造玻璃的历史要比我们早，但其化学成分一直较单一，而中国从春秋到战国前期、战国到东汉、东汉到唐代、唐代到元代、元代到清代这6个不同历史时期，古玻璃化学成分有着较大差异。所以，这成为我们区别中西方玻璃的重要佐证。

　　在研究中，我发现从中国古代玻璃的发展历程，也可看到东、西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对我国古代玻璃物品和制造技术的影响。从东汉后,玻璃器皿大都从海外运来,从南方海口城市上岸而向北方传输。玻璃是易碎的物品,陆上丝绸之路上运输困难,因而也间接地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丝绸之路”在古代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大家也许并没想到，它在古代玻璃物品和技术的交流和传播上的作用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玻璃的前世逐渐明晰，它的今生定会更加光彩！

　　|相|关|链|接|

　　干福熹教授长期从事光学和激光材料，非晶态物理以及光电子技术，特别是光存储技术的研究，是我国这些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在发展新型光学玻璃和建立我国光学玻璃研究、开发和生产基地中作出重要贡献。他致力于玻璃的物理和化学的基础研究，建立了国际上领先的无机玻璃的物理性质计算和玻璃成分设计的体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致力于可调谐激光材料和激光纤维材料的发展。八十年代后期重点开展数字光存储技术，是我国光存储技术的奠基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关心和研究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主持召开有关中国古代玻璃国内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近年来，致力于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

　　他主持过多次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以及中国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他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内外的承认，为表彰他的终身成就,获得国际玻璃界的大奖——国际玻璃协会主席奖。

　　干福熹教授是我国第一批光学和材料科学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已培养出近百名博士生，历任两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他曾任6个国际期刊，如“光学材料”、“非晶态固体”、“纯粹和应用光学”、“现代光学”等的编委。他也是美国光学学会和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的资深会员（Fellow），国际玻璃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