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福熹 教授，光学和材料科学家。1933年12月出生，浙江杭州市人。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59年获原苏联科学院副博士学位。1952年起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曾任光学材料研究部主任。以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任激光材料研究室主任。干福熹教授历任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光盘联合实验室主任、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并于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教授、先进光子学材料和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50年风风雨雨，50年悲喜交集，有幸我的爱人邓佩珍，陪我一起风雨同舟、甘苦相济。在大半生的科学生涯中，我见证了祖国在光学玻璃和激光玻璃领域的起步和腾飞。十年动乱和丧子之痛没有压垮我们，彼此相守相携中继续坚守科研阵地。人到中年，我选择了急流勇退，专心投入学术和技术研究。解读玻璃今生，追溯玻璃前世，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辈子的选择，我从不后悔。

　　杨振宁两次访华

　　感叹中国激光发展快　　

　　1974年，我还在“五七”干校，突然接到调回上海光机所的通知，以迎接杨振宁第二次访华。　　

　　1964年中央决定，调200人去上海，成立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到1966年，这个所已经发展成1400人，招了很多大学生，足见国家对发展激光是下了决心的。

　　“文革”前，出于种种考虑，光机所的门口没有挂牌。直到1974年，“上海光机所”终于对外公开了，公开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迎来杨振宁第二次访华。当时，我正在“五七”干校劳动，上面特地把我调回来接待杨振宁，回到实验室，我一扫身上的尘土，立刻恢复了往日神采。我领他在所里参观，给他看我们自己做的实验，而且都是用国内的材料，特别是高功率激光装置，全都采用上海光机所自主研发的激光玻璃。杨振宁十分高兴，赞叹中国激光这十几年发展得快。原来十几年前，杨振宁来华参观，看了不少研究所、大学，却没有看见激光方面有什么发展，临走前，他就向中央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说，他在美国，见证了激光是20世纪发展的大事。可以说，前一次来，给杨振宁留下了负面的印象，但后一次，他十分欣慰地看到了我们国家科研学术活动办得有声有色。

　　1975年，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巴顿一行来到中国考察，也由我负责接待，他们回去后，巴顿写了个访问报告寄给我看，里面提到了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研究水平与美国顶多相差5年。”我回信说，其实不止，因为你看到的是最好的。没想到他在访问报告中又增加一句：“看来你们这个所似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洗礼。”幸好这些话是用英文写的，并没有传得很广，只是我因此于1976年二度进了干校。　

　　科研生涯好伙伴

　　与爱人风雨同舟　　

　　为了科研，我们失去了女儿；为了我这个“书呆子”，她放弃了跳舞唱歌；我与她永远惺惺相惜。　　

　　两年多前，我的老伴邓佩珍去世，对我打击不小。她和我共同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科研苦旅，尽管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谈情说爱，但我却和她惺惺相惜。她是我生活上的亲密爱人，更是我科研生涯的好伙伴。她的追悼会挽联上，称她为“科技巾帼”，我觉得她当之无愧，作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她在光学和激光材料领域耕耘40多年，获得三次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三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在科研生涯中，我们是模范的情侣，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

　　曾经，她也是一个活跃的人，喜爱文娱活动，但为了我这个“书呆子”，她放弃了跳舞唱歌。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女儿，但都在襁褓里夭折了，医生的诊断结果为：先天性骨髓受放射性辐照损伤——邓佩珍在怀孕期间还一直在做放射性的实验。但她没有被这两件事打倒，反而更加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后来，为了深入研究激光晶体，邓佩珍决定重建X-射线衍射结构分析实验室，重新做这方面的实验也是要有很大的决心。尽管当时已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辐射防护也加强了，但她不想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幸经历在所里其他同志身上重演，便不让女同志和已婚尚无孩子的男同志参加。

　　1966年，“文革”使我失去了科研工作机会，挂黑牌监督劳动，既不能进实验室，也不能进图书馆。邓佩珍知道我视科研工作为第一生命，冒着很大风险从图书馆借来我要看的书和期刊，使我晚上有了一点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