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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国家863计划 中国3D打印不平凡的产业化之路

  2012年,颜永年吸取往年的经验,彻底离开了大学,他找到投资方,注册了一家新公司。

  从科研院所来讲,同样缺乏研究并解决共性技术的兴趣。3D打印初进入中国那几年,即1999年之前,中国的科研体系还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只管生产,技术研发由科研院所进行,并无偿转让给企业,结果前者没动力,后者研发能力薄弱。是年7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由此启动科技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上千家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进行了转制:脱下事业单位的“官衣”,不再享有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科技型企业。

  北京技术市场协会顾问林耕,对转制后的这些企业进行调研,发现其中很少凭借原有的技术优势,为其他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绝大多数放弃了长期共性技术研究,转向能在短期内解决生存问题的应用开发。

  而欧美企业对3D打印技术的系统性开发,都离不开应用型研究所。德国弗朗霍夫激光研究所拥有20多台激光直接加工金属设备,但它只做应用研究,不做产品,专门为其他机构直接提供生产、咨询服务。

  从企业来讲,经过十多年发展,仅从研究开发的经费支出看,中国企业似乎已经成为创新主体。2010年,企业执行的R&D支出占全社会此类支出73.4%,这一数据高于美英法,接近韩日。2005年至2010年,拥有研究开发活动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从6874个增加到12889个,而企业科技机构数量也从9352个增加到16717个。

  但是,提供以上数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分析结果却显示:大量的研发资金被用于解决企业生产中的工艺性问题、产品层面的研发,这些只能算技术改进,而非最关键的技术创新。“国内企业仍满足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溢出效应,大力引进国外生产线,靠二流技术依然可以赚钱。”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杨柏龄称。

  在这样的格局下,桎梏着诸多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难题,事实上却处于无人攻坚的状态。

  赶超模式的弊端

  不论是企业界、研究所还是大学,都流露出强烈的重视短期利益、急于求成的心态,这与中国制造业始终处于规模追赶状态直接相关。

  后进国的产业赶超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规模追赶、技术追赶和创新导向。

  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国形成了产业规模优势。在可统计的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有220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各级政府擅长于追赶型和规模扩张的产业模式,企业也习惯将国外的技术拿来,凭借低成本、低端制造、大规模出口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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